船山先生的學與行

清康熙三十一年（公元1692年）大年初二，湖南衡陽城內尚沉浸在新年的喜悅氛圍中。在衡陽城外的湘西草堂，有位老人在一陣劇烈的病喘過后溘然長逝。他就是被近代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稱為“膺五百年之運，發斯道之光”的一代圣哲王夫之。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而農，號薑齋，晚年歸隱于衡陽石船山下，學者多稱其為船山先生。王夫之一生經歷坎坷，他在困窘的環境下，以學術自勵，著述等身，發前哲所未發。更難得的是，他還能夠做到學而知行、行以積學。

王夫之出生在明末一個漸趨沒落的知識分子家庭。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是一位副貢生。王夫之十余歲時，在家中便跟隨其父接受了傳統的經學教育。其叔父王廷聘是一個飽讀詩書的生員，善于詩文，多得建安風骨。王夫之從其叔父學詩，習讀了十余萬首古今詩作。王夫之聰穎好學，又十分勤勉。凡有關山河形勢、兵馬食貨、典制掌故之事，皆有所涉獵。于經史之學，更是多能詳慎搜討，考駁異同，以廣見聞。14歲的時候，王夫之就考上了生員，進入衡陽州學讀書。具備了生員身份后，王夫之也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交往。

明末士人喜歡雅集，往往成立各種文社，以詩文唱酬，結交友朋。崇禎十一年，王夫之從衡州游學于長沙的岳麓書院。在那里，他與好友鄺鵬升共同成立了“行社”。從“行社”的命名來看，在此相聚的士人都是以“重行”為志同道合者。實際上，王夫之自幼便接受了其父王朝聘“躬行實踐”之學的影響。王朝聘曾問道于陽明江右學派鄒泗山，其以“真知實踐”為治學旨歸，這對王夫之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與好友們在“行社”中“聚首論文，相得甚歡”。

從長沙回到衡陽后，王夫之最初與好友熊渭公、李云田一同發起了文會，他們“不犯一時下圓熟語，復不生入古人字句，取精煉液，以靜光達微言”，試圖通過詩文的創作，為當世文風的創新，略盡綿薄之力。然而，所業未竟，好友便相繼離世，文會也因此不得不停辦。此后，他又與好友郭鳳躚、管嗣裘等組建了“匡社”，希望以新的詩文風格，匡正世風，扶持社會。其在“匡社”中有詩云：“莫擬津難問，誰言枉可尋。良宵霜月好，空碧發笙音。”從中可以看出王夫之積極向上的心態，不論前途有何艱難，他都欲“以文經世”的情懷。

明末社會始終處于動蕩不安之中，隨著時局的變化，王夫之恬靜的讀書生活被打破。清朝定鼎中原時，王夫之正隱居在南岳蓮華峰下，得知故國淪喪后，十分悲痛，作有《悲憤詩》百韻，以表達其內心的痛苦。其中有云“頸血如泉欲迸出，紅潮涌上光陸離”一句，足見王夫之的豪情壯志。

王夫之晚年歸隱于衡陽，“孑身悲吟，寄食人家，始益刻厲，有述作之志”，其一生完成的主要著作有《永歷實錄》 《籜史》 《尚書引義》 《讀四書大全說》 《四書箋解》 《春秋家說》 《春秋世論》 《續春秋左氏傳博議》 《莊子通》 《相宗絡索》 《張子正蒙注》 《讀通鑒論》 《宋論》等。在王夫之的治學思想中，可以用“著經世之大略”綜而括之。王夫之十分認同北宋思想家張載的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。晚年的王夫之專注于對張子之學的深入闡發，著有《張子正蒙注》一書，究觀天人之故，推本陰陽法象之原。他對天道、人道、理欲、義利等宋明理學的闡揚，也正是其一生經歷的思想濃縮。

（稿件來源：《旗幟》雜志2022年第二期）

( 編輯：王春春   送簽：賈澤娟   簽發：張桃英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