刻在石上的高潔

眾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殊不知桂林亦保存了許多古代石刻，“諸山無一處無摩崖”“看山如觀畫，游山如讀史”。

自東晉以來，無數文人墨客慕名來到桂林，登山臨水，把轉瞬即逝的靈感刻入山石，讓瞬間獲得永恒。兩千五百余件摩崖石刻、造像、散碑，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圍的獨秀峰、疊彩山、伏波山等三十余處名山洞府。在文博愛好者口中，流傳著“唐碑看西安，宋刻看桂林”的說法。清代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評價桂林石刻：“唐宋題名之淵藪，以桂林為甲”。

桂林石刻中，最負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，當為由龍隱洞、龍隱巖兩處石刻群組成的桂海碑林。摩崖殆遍、壁無完石、碑刻如林、精品如云，桂海碑林猶如一扇小窗，從中可窺見桂林長達一千七百余年的燦爛石刻史。

龍隱洞、龍隱巖有唐至民國時期石刻213件，其中唐代1件、宋代111件、元代1件、明代42件、清代26件、年代無考者32件。這些石刻展現了古人對桂林山水之美的獨特領悟，展現了古人深邃幽微的精神世界，蘊含著“慈、善、孝、義、廉”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。

《龍圖梅公瘴說》載古賢清廉之志

“桂林巖洞，龍隱其最也。”石壁玉立、流水縈紆，加上有龍的傳說，龍隱洞、龍隱巖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喜愛的覽勝抒懷之處。據史料記載，唐宋時期，桂林小東江水流充沛，文人墨客通常乘舟沿小東江順流而下，從南口進入龍隱洞中。再舍舟登岸，拾級而上到龍隱巖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們可以欣賞兩岸的奇山秀水，也可以臨溪而坐，對飲新茗，吹奏絲竹管弦，感受山水清音之雅。

北宋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十一月廿七日，廣西提點刑獄余藻同幾位友人一起，興致勃勃地游覽了龍隱巖并留跡石上：“自壽寧院抵慶林觀，少休風洞，上登棲霞洞，卻下漾楫，泊龍隱巖，肴觴嘯詠，日薄西渡……”又是登山，又是劃船，足足游覽了一整天。南宋紹興五年（1135年）的一天，又有一群文人墨客游覽了龍隱巖，在石上留下一篇游記：“飯罷，拏舟絕溪，游龍隱巖，酌乳泉，煎沉水……”桂林廣布喀斯特地貌，富有溶洞，古人飲用巖石上滴下來的水，或收集起來泡茶，真是別有一番情趣。

宋代龍隱巖附近建起了釋迦寺、驂鸞亭、環翠閣等建筑，明代又建了怡云亭，吸引了更多人來此游覽，寄情山水，留痕石上。石刻群中，精品眾多，有范成大之詩詞、黃庭堅之書法、朱熹之文賦等。

龍隱巖內有一塊宋代摩崖石刻《龍圖梅公瘴說》，這是一篇著名的反腐檄文，于2023年入選國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。

碑文作者是北宋龍圖閣學士梅摯。梅摯是一位體貼百姓、為民分憂的官員。梅摯在蘇州為官時，奏請減少江淮漕糧的征收數量，原來此前因河北饑荒，臨時增加了江淮漕糧的征收數量，現在江淮發生饑荒，不應再按這個標準征收漕糧。梅摯在滑州（今河南安陽滑縣）為官時，每年都要加固黃河堤岸，他見百姓為此疲于奔命，奏請以州兵代替。一次，黃河暴漲，將要決口，他日夜堅守在堤岸上，督促工事盡快完成，最終很好防御了水患，獲得百姓的稱贊和上司的嘉獎。

北宋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梅摯出任昭州（今廣西桂林平樂）知州，撰寫了《五瘴說》這篇流傳千古的文章。瘴氣原指南方山林中濕熱蒸郁致人疾病的毒氣。廣西自古氣候濕熱，瘴氣不斷，被稱為“瘴癘之鄉”，人人談“瘴”色變。

梅摯到任昭州后，向來體弱的他卻并未因瘴氣而染病。針對時人畏懼瘴氣的心理，他深感肆意搜刮、善惡不辨、宴飲無節、侵奪民財、荒淫無道的亂象比自然界的瘴氣對人的危害更猛烈，便寫下了這篇《五瘴說》。

他用冷峻的筆觸寫道，有租賦之瘴、刑獄之瘴、飲食之瘴、貨財之瘴、帷薄之瘴這“五瘴”中的一種，“安者必病，病者必殞”。

一百五十多年后，南宋任職廣西的官員朱晞顏將《五瘴說》刻于龍隱巖，并寫跋語加以評論。跋語對《五瘴說》作了精辟的闡釋。他認為官員懼怕嶺南瘴氣，其原因是畏懼死亡，然而人有生則必有死，只是人應該死得其所。如果有人身染梅摯所列舉的這“五瘴”，即使身在沒有瘴氣的地方也無法避免死亡；倘若這“五瘴”全無，此人即便是身處瘴鄉，也如同在中原一樣，根本無須擔心。朱晞顏以自身在瘴鄉為官的經歷，提出“嶺土能瘴人耶，亦人自為瘴耶”這一引人深思的議題。

《五瘴說》不僅是梅摯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深刻反思，更映照出清廉正直的官員心中對廉潔的執著追求。清廉是社會的基石，為官者只有以廉為本，社會才能有正義，才能贏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。1963年，郭沫若看了《龍圖梅公瘴說》石刻后，留下了“梅公瘴說警人心”的詩句。

《世節堂》子承父志彰高潔品格

挨著《龍圖梅公瘴說》石刻，是另一件宋代石刻《世節堂》。它的題寫者是南宋官員方信孺。

根據史書記載，方信孺生于南宋淳熙四年（1177年），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才華過人，少年時就寫下讓人驚嘆的文章，受到楊萬里、周必大等名家的稱贊。

方信孺曾三次奉命出使金朝。有一次，方信孺行至濠州（今安徽鳳陽）時，被金人扣押，投入牢中，金人想逼迫他同意稱藩、割地等條件，被方信孺拒絕。金人問他還想不想活著回去，方信孺正色回答：“吾將命出國門時，已置生死度外矣。”方信孺三次出使，“以口舌折強敵”，維護了宋朝利益，金人對其又恨又敬，后來更換了使者后，金人必問方信孺的近況。

嘉定六年（1213年），方信孺出任廣西提點刑獄兼轉運判官，主管廣西司法和財賦。巧的是，方信孺到任桂林二十年前，其父方崧卿也曾在廣西任轉運判官，克勤克儉，廉潔奉公，體察民生疾苦，為百姓謀利益，獲得廣西百姓擁戴。

二十年后，當方信孺到了當年父親為官的桂林時，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。為了彰顯其父的優良品格和政績，同時提醒自己像父親一樣恪盡職守，方信孺將自己的辦公場所定名為“世節堂”。節，就是氣節、節操的意思。世節就是世代保持節操的意思。嘉定八年（1215年），他將《世節堂》石刻置于紀念他父親的《方公祠堂之記》之側，兩件石刻是桂林石刻中反映子承父志、保持高尚節操的代表之作。

方信孺的《世節堂》不僅是一件珍貴的宋代石刻，更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家風傳承的重要性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課堂，優秀的家風將造福孩子的一生，而朽敗的家風將使一個本有前途的孩子折損。為人父母，可不重視家教乎？

《勸農事》倡德政務實撫民

戲劇大家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乃不朽的經典，其中有一出《勸農》，有唱詞如下：“時節時節，過了春三二月。乍晴膏雨煙濃，太守春深勸農。農重農重，緩理征徭詞訟。”在以農為本的古代中國，官員有勸農的職責，即在春耕時節，去各地查看耕種情況，督促農民按時播種。

龍隱巖中有一件摩崖石刻《勸農事》，是宋代的一篇官員勸農的文告，作者是當時的廣西提點刑獄兼勸農使李師中，他以仁德寬厚的為官之道受到當地百姓的愛戴。

“每因讀刑禁旬狀，見人民多因小事爭斗，致有殺傷，雖骨肉至親，不相容忍，此深可哀憫。”李師中在這篇文告中首先提及，他在平時閱讀民事糾紛的案卷時，常常發現當地百姓因為一些瑣細之事而發生爭斗，致使有百姓被打傷甚或被打死，有時甚至是一家人之間鬧得不可開交，對簿公堂。他對此感到十分痛心。

那么，是不是百姓刁頑不化所致呢？他認為不是這樣。他在碑文中這樣寫道：“蓋勸農親民官不本教化所致。”他把上述問題出現的原因，歸結于地方官不注重對百姓進行教化。

正因此，李師中發布了這則文告，要求官員“曉諭鄉老”在民間進行勸導。鄉老是鄉里有地位有威望的老者，他們有著豐富的閱歷與經驗，古代官府賦予他們調解糾紛、宣導教化等職責。

至于勸導的內容，文告中也寫得很清楚，“勤于田農，孝養父母，內外和順，不相欺凌”。他認為“民無交爭則無橫死”，沒有因小利而出現的爭奪，百姓就得以保全性命，得以安居樂業，社會風氣自然和順美滿。有些官吏認為廣西地處蠻荒之地、百姓刁頑好斗不可“教誨”，李師中對此提出了批評，肯定當地百姓是通情達理的，絕不能輕視之。

李師中的這篇文告，反映了中國古代士大夫“重農”的思想與“民為貴”的思想，貫穿了儒家的安民、仁愛的理想。李師中之所以重視教化，其最終目的是希望減少糾紛、保全生命。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生命是一個人、一個家庭、一個社會發展的根本前提。

值得重視的是，這篇文告不僅勸農而且也勸官。他認識到百姓之間的矛盾，不僅是自身素質的問題，也是地方官工作方法的問題。更可貴的是，這篇文告蘊含了儒家“有教無類”的思想，不論地域、不論生活方式，百姓都是可以通過接受教化而改變的。

摩崖默默，石刻無言。石刻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載體，歷經千年，櫛風沐雨，以其堅硬、不朽的特質，在歲月的洗禮中沉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蘊、連接悠久的歷史記憶，讓我們能夠跨越時空的鴻溝，感受到古人對高潔的向往。

千百年來，古代文人墨客揮毫書丹不止，斧鑿刀刻不息，把無言無語的桂林龍隱洞、龍隱巖“寫”成了一部天地山水間的“編年體史書”。

（來源：中國紀檢監察報）

( 編輯：王曦若   送簽：王曦若   簽發：鐘鳴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