桐城派：以文載道 以文經世 以文化人

明清時期，安徽桐城文化繁榮興盛，人才輩出，走出了200余名進士，孕育了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流派——桐城派。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稱，素有“天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”之美譽，其文以載道、經世致用的宗旨，“義理、考據、辭章”的治學門徑，至今影響深遠。深入了解桐城派歷史演進過程，總結其厚重的文化內涵和深刻的歷史意義，挖掘和闡發(fā)其時代價值，對于傳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擔負新時代文化使命有重要的價值。

安徽名人館中桐城派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三人塑像。

以文載道

桐城派治學，繼承發(fā)展了中國古代“以文載道”的學術精神，倡導“義法”理論。清代知識分子強調文道合一、言之有物。桐城派鼻祖方苞開風氣之先，提出“義法”之說。“義”即言之有物，指文章的思想內容；“法”即言之有序，指文章的文學形式。方苞強調內容與形式要統(tǒng)一，內容決定形式。

桐城義法的提出，植根于儒家學說的核心命題。首先，義法理念溯源于經史原典。方苞汲取《史記》對《春秋》筆法的描述，“約其辭文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”。他宣稱古文根底于六經和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而“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，莫如《左傳》《史記》”。其次，義法理念賡續(xù)韓愈、歐陽修等唐宋古文家的“文以載道”思想。唐代韓愈提出“文者，貫道之器也”，主張通過文章接續(xù)儒家道統(tǒng)，闡發(fā)儒家道理，為事而作。方苞和韓愈雖異代而生，但是桐城派的崛起本身就是唐代古文的再次革新與精神接續(xù)，其薪火相傳，不絕如縷。最后，義法理念可接續(xù)清人弘揚程朱理學的運動。相比于陸王心學，程朱理學推崇實際、崇尚經世，成為清初推動社會重建的救世良方，也迎合了康熙時期“崇儒重道”的國策。方苞標榜“學行繼程、朱之后，文章介韓、歐之間”，是在尊古中求解放，開創(chuàng)出新局面，故能吸引廣大學者、士人紛紛效仿，康熙也稱“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”。

桐城派以“義法”為根基，但思想理念和實踐決不陳陳相因、抱殘守缺，而是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和社會的需要，在延續(xù)中不斷自我更新、開放包容。姚鼐集桐城派之大成，他提出“義理、考據、文章”三者合一，“以能兼者為貴”。姚鼐治學，注重崇尚義理的宋學，但又能采考據學之長。他說義理、考證和文章都是“天下學問之事”，“異趨而同為不可廢”，主張治學當以寬容心態(tài)采納諸家學派之長。他的學生陳用光說：“本朝之有考據，誠百世不可廢之學也。”將考證混融到學理之中，體現(xiàn)了桐城派在包容中發(fā)展的趨勢。被贊譽為中興桐城派的曾國藩則在兼容一路走得更遠、更有代表性。曾國藩治學，推崇姚鼐，但又有所發(fā)展，在義理、考據、辭章之外加上了“經濟”一條，使古文反映現(xiàn)實政治、社會問題的傾向更加強烈。這無疑是桐城派士人對晚清歷史大變局的學術回應。

以文經世

桐城派從興起、發(fā)展到中興都貫穿著相對一致的理念，即堅持程朱義理之學，堅持為文經世，不斷調整思想，主動回應不同階段的“時代之問”，實現(xiàn)與時俱進，生生不息。桐城派的士人群體積極踐行以經世為理念，以民本為關懷，勇于將抽象的學術理念和道德追求落實到治國理政的具體實踐。

桐城出身的清代名臣張英就是典型。康熙創(chuàng)設南書房，張英是最早入值南書房的兩人之一，“凡詔旨密勿，時備顧問”。張英主張學問以六經為根底，為人忠實，注重修身齊家。他借助內廷近臣之特殊身份，通過為康熙講解經史，深刻闡釋儒家“仁政”“民本”“大一統(tǒng)”等思想學說，將儒學理論轉化為治國理政的經世之學。他遵循儒家治國理念，講求正君心、得君行道，主張要安分、不結黨、盡心于大臣之事，對清代官德建設影響深遠。

張英之子張廷玉也是清代名臣，歷事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朝，贊襄機務，慎重周詳。張廷玉為官，主張事貴慎密，為官要廉，為政要勤，深得三帝信賴。史稱，張廷玉經常在乘轎子上下班途中披覽文書，回家后也秉燭辦理公務。有的時候已經睡下，突然想起有公務辦得不妥當，就立即起床改正，被雍正譽為“大臣中第一宣力者”。張英、張廷玉父子的修身、齊家、治國的理念與實踐，是桐城士人經世濟民的楷模。

方苞有“布衣宰相”之稱，為學為人，深受張英影響。他同樣主張學以致用，強調“無濟于用者，則不學也”，“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，皆吾性命之理，而不可以茍遺也”。方苞曾因文字獲罪，被卷入著名的《南山集》案。關押刑部監(jiān)獄期間，他奮筆直書，創(chuàng)作了膾炙人口的《獄中雜記》，用簡潔有力的語言痛斥了當時司法制度的種種弊端。方苞因文章而受到康熙的賞識，被赦免后，奉命以白衣身份入值南書房。方苞雖然經歷個人沉浮，但不怨天不尤人，不改胸懷天下的本色，撰寫了大量針砭時弊的文章，涉及財賦、荒政、邊政、吏治等。后人稱方苞“于國計民生大端，竭誠獻替”，“所持議皆切中利害”。

嘉慶、道光以后，面對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，桐城派士人憂心時局，主張順時應變。方東樹提出“君子立言，為足以救乎時而已”。姚瑩以“慷慨好義，志在經世”著稱，他在考察西南邊疆基礎上撰寫出《康輶紀行》，全面分析西南形勢，建議政府加強邊疆防務。鴉片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時任臺灣兵備道的姚瑩積極備戰(zhàn)，抗擊外敵，故英軍“五犯臺灣，不得一利”。此后，他被誣陷而革職，仍稱：“夫君子之心，當為國家宣力分憂，保疆土而安黎庶，不在一身之榮辱也。”晚清名臣曾國藩更是穩(wěn)定咸豐、同治政局的中流砥柱，其弟子薛福成說：“蓋自公始進于朝，即侃侃言天下大事，如議大禮、議軍政、議所以獎植人才，皆關經世之務甚鉅。厥后出膺重任，于天下大事，益無所不陳。”

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近景。

以文化人

桐城派傳承二百余年而不絕，自我延續(xù)、更新、開放是關鍵，教育更是重中之重。桐城派教育以成德為先，以急天下之務為首要。

桐城地區(qū)私塾遍布城鄉(xiāng)，文脈得以傳承。據《桐城耆舊傳》記載，清代桐城“城里街衢曲巷，夜半誦聲不絕；鄉(xiāng)間竹林茅舍，清晨弦歌瑯瑯”，形成一派濃濃的讀書氛圍，源源不斷為國育才。桐城派的學問與精神也通過學者講學輻射全國。有清一代，桐城派參與書院講學者達到數(shù)百人，足跡遍及大江南北。乾隆、嘉慶年間，姚鼐先后主持揚州梅花書院、安慶敬敷書院、歙縣紫陽書院、江寧鐘山書院等處講席40余年。時人稱：“士以受業(yè)先生為幸，或越千里從學。四方賢雋，自達官以至學人，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。”

桐城后學吳汝綸辭官后，在河北蓮池書院講學，學風開明，“河北風氣，因以大開”，培養(yǎng)出大量人才。1902年，被聘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綸回鄉(xiāng)創(chuàng)辦桐城學堂，并題寫匾額“勉成國器”，楹聯(lián)“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，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”，在晚清巨變之際，大膽提倡中西學并進，大力普及教育。“勉成國器”深刻昭示桐城派的教育理念，與當今教育引導奉獻時代與國家、不以趨名逐利為務相契合。

桐城派尤其重視德行教育，努力將德教具體化和生活化。張英一生謙虛忍讓，他說“天下事，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；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”，勸導子弟“謙沖小心”“樂聞規(guī)勸”。張英有這種理念，才會寫出：“一紙書來只為墻，讓他三尺又何妨。長城萬里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”才能留下各讓墻垣三尺的佳話。這種謙讓的品德，是深深植根于中華大地的文化特質。曾國藩強調，“教諸弟及兒輩，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”，不以當官富貴為家訓，而以國家多一積善之家為幸。

崇文重教，向來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。桐城派治學追求以文章經營家國之事業(yè)，以教育傳承文明之薪火，延續(xù)了中華文化“知行合一”的傳統(tǒng)，體現(xiàn)了知識分子的時代擔當和家國情懷。桐城派的思想和實踐，無疑是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沃土中的典型代表，既有一地一域的重要意義，也具有全國性示范意義。同時，桐城派文化中“兼容并包、與時俱進”的文化內涵與六尺巷的和諧禮讓文化交融相生，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(wěn)定。

（來源：《旗幟》2024年第11期；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黨委書記、所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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